毕业典礼结束後的第三天，蒋昊杰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听不懂粤语。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但实际上差点让他露馅。
事情是这样的：典礼隔天，廖仲恺安排了一场小型宴会，邀请了几位广州当地的士绅和军方人士与「蒋校长」共进午餐。宴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士绅站起来敬酒，说了一大串话，语速极快，腔调浓重。蒋昊杰竖起耳朵听了半天，只听懂了零星几个字——「蒋校长」、「h埔」、「广州」——其余的全像是一锅煮烂的粥，黏黏糊糊，完全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他僵在座位上，脸上的表情保持着微笑，但後背已经开始冒冷汗。
廖仲恺及时救场，笑着对那位老士绅说了些什麽，然後转头低声对蒋昊杰翻译：「陈老是说，感谢校长为广州带来了新气象，h埔军校是广州的骄傲。」
蒋昊杰点点头，端起酒杯回敬了几句场面话。危机暂时解除，但他心里已经拉响了警报。
语言只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问题像水底的暗礁一样，一个个浮出水面。
他不会用毛笔写字。蒋介石的字虽然算不上书法大家，但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笔画刚劲，结构严谨。而蒋昊杰从小用原子笔和电脑长大，毛笔拿在手里像是拿一根陌生的工具，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完全不能见人。他只好藉口「右肩旧伤复发」，这几天暂时不批公文，让秘书代笔。
他不认识身边的人。每天进出房间的人有十几个——侍从、秘书、警卫、教官、地方官员——每个人都对他恭恭敬敬，每个人他都叫不出名字。他只能一律称呼「你」或「先生」，或者乾脆不称呼，直接说事情。好在民国时期对上级的称呼本来就有一套固定格式，他这样做倒也不算太奇怪。
他不懂当时的社交礼仪。什麽场合该穿什麽衣服，什麽时候该站什麽时候该坐，跟什麽人说话用什麽语气——这些在现代社会早已失传的繁文缛节，在一九二四年的中国却是日常生活的基础。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观察别人的行为，然後照着做，像一只刚学会走路的幼兽，每一步都踩得战战兢兢。
最让他头痛的是——他不知道蒋介石和身边每一个人到底是什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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