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女莫若母，知子莫若父，没有谁能像母亲那样懂我。我真不是干农活的料，哪像余林，一担几十斤重的稻谷，他挑起如履平地，毫不费力，就像平时走路一样谈笑风生。
我望一望余林，想从他身上找到有什么特异功能的地方，可除了他一身臭汗，什么也没有发现。同是一个母亲生的，怎么差别那么大呢？
我有些恨自己，更有些担心。果真回到农村，我又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我暗暗思量，除了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了。
六七十年代，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产队按照计划要安排农户，每年要向县食品公司交纳一定数量的生猪，而食品公司可以按优惠的价格，按重量给予上缴的养猪户一定的资金补助。
那一天，我和余林早早地起床，跟随着父亲、母亲以及我家走得比较近的远房亲戚老蔡，父亲与老蔡用猪架子抬着一头被捆在架子上的猪，那头猪足有二百来斤重。为了减轻负担，父亲还请了一位邻居老何帮忙，抬累了的话可以有人手换一换。毕竟离我家离县城食品公司有二十里路远，这么远的路，三个人轮流抬着一头二百来斤重的生猪，其辛苦就可想而知了。
这么远的路程，就是平时走路也觉得不易，何况要抬着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呢。我与余林因为年纪小，明显帮不上忙，别说帮忙，不帮倒忙就算好了，这路途遥远，平时就是走路也觉得头昏脑涨。
父亲、老蔡和老何轮流上阵，好不容易才把这头猪抬到目的地，看他们累得满头大汗，更觉得生活的艰辛与苦涩。到了那找到工作人员，父亲毕恭毕敬地向一名过秤员递了一支烟，并帮那人点上火，一脸的笑容。
这包烟是去的路上父亲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买的。父亲本不抽烟，但又要找人办事，在烟摊前徘徊了老半天，最后一咬牙才忍痛买上的，花了父亲好几角钱，父亲为此心疼了好久。如果不去求人办事，他是绝对不会浪费这几角钱的。
食品公司的人自然很牛，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猪肉凭票供应，购肉要在食品公司供应点上，他们自然有生杀大权。可以给你肥肉，也可以给你瘦肉，也可以卖给你一些骨头，全凭他们说了算。在那时，这些部门简直就是肥缺，谁都想往里挤，家里没有硬的后台，想到这儿谋一个职位，难啦。
在生猪收购点上，他们的权力更加显赫，在这里他手上有权决定少给你几块钱乃至十多块钱。他金口玉言，少扣你十来斤“水”，让你赚得盆满钵满，多赚一二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要命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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