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不知母亲在哪里得到消息，说我在河里洗澡，于是拿着一根小木鞭子，骂骂咧咧说一定要给我和余林一个教训，看样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时候有小伙伴急喊着我的乳名：“平平快跑，平平快跑，你母亲追来了呢，你们两兄弟要挨打了。”我与余林一听，急得满头大汗，赶快提着裤子走人，才没有被母亲抓到。
其实母亲早就跟我们说了，小孩子不要几个人私下去河里玩，容易出事故。在没有大人的陪伴下下河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偶尔听到哪里哪里淹死人，母亲听得心惊胆战，于是告诫我们，这就是不听老人言的后果。在河里岂能是开玩笑的，那河你又不熟悉，万一有暗河、水鬼什么的，遇到岂不白白送命？有些人总是说不听，直到遇到危险想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每次听到说小孩在河里出事，她都很严肃地对我两兄弟说，你们还小还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别看平时那小河比较温顺，可一旦它发起怒来那就不得了，无数的血的教训很深刻，千万千万不能在没有大人保护下下河。她说不管什么情况，没有她与父亲的允许，我们兄弟俩绝不能私下下河游泳，如果胆敢违反，那她会把我们吊起打个半死，父亲也会这样做的。
母亲说得很严厉，当时当然不以为然，心里还在想别人的孩子为何可以私自下水，认为她管得太紧太严，简直有些不通情理，于是在心里有些抵触情绪。我自认为在那个水不深的小塘洗洗澡也没有什么危险，而且那么多小伙伴都在，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还不是多此一举？心里有些不爽，但又不敢明说抵触，怕惹火烧身挨一顿臭骂不值。母亲的性格很刚烈，眼睛从来不容沙子，有了问题就要说出来，也不怕得罪人，更不怕被欺负。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后我们去河里玩的时候，留一人在岸上望风，一有情况就马上来报告。这样又过了一些时候，还是让母亲知道了，于是她除了把我们兄弟俩臭骂一顿之外，还把我们兄弟俩不听她的话，擅自去河里洗澡的事儿告诉我父亲。这下有好戏看了，周五下午父亲从学校回来，怒目圆睁声音大得吓人，我知道父亲要打雷了。他平时要求严厉，只要平时听到他声音高八度，我们兄弟俩大气不敢出。这段时间我们兄弟俩闯了这么大的祸，而且物证人证都在，我们想狡辩底气不足，只能是祈祷这暴风雨快快过去吧。
果然，父亲叫我们兄弟俩跪下，我们兄弟听到他的高八度的暴风雨声，赶紧跪了下来，生怕跪晚了身上会不慎挨打。父亲说：“我不在家，你们兄弟俩就这样无法无天了？母亲的话也不听了，这还了得？现在你们兄弟俩还要父母亲养育就这样阳奉阴违了，如果你们长大了岂不是可以杀人放火无法无天了？”他还说父母亲的话都可以如此敷衍搪塞，那我们长大了还有什么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那我们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将来就会变成一个社会的渣子还说不定呢。如此他们养我们又有何用呢？父亲暴跳如雷地说：“为了以后不再敢犯规，今天你们就跪半天，好好反省一下，今后怎么做你们才知道怕处呢。”
我们兄弟俩跪着老半天，最后被邻居看到了，于是帮我们兄弟俩说情。说我们还小不懂事，今天这事儿是错了，承认错误改正就好。这地上跪久了对身体不好，弄成感冒了就要打针吃药了。于是反复与父母说情，见大人帮我们说情，父母也觉得挺难为情的，于是便顺坡下驴，也没有让我们兄弟俩再跪下去了。只是父亲还恨恨地说，如果再有下一次犯规的话，绝不轻饶。有了这一次教训，我们兄弟俩再也不敢私下去河里游泳了，如果要去的话，就先去报告母亲说有大人陪着，让她放心好了，经她批准方可下河。
其实我家住的地方并不叫蒋村，蒋村系我们源口小学所在地，而我们这个杂姓小村系大队部所在地。因为地域优势吧，这里是附近几个大队（村）初中生上学所在地，地处上下村的中间部位，村民来大队部办事就更加方便。而且一条小溪从大队部的门口缓缓流过，风景这边独好，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大队部就设在我们这个杂姓小村所在地，我这个小民也沾了大队部的光。
童年时代没少去过大队部，在大队部经常看到一些穿着解放军服装又没有解放军的标志的一些干部来来往往进出大队部。这些干部们都神色严峻，有时他们还白天在大队部开会，这时候出来一位干部严肃地对我们小伙伴们说，走，到别的地方去玩，领导们要开会学习、讨论重大问题，开玩笑不得的。听了干部的冷说辞，我们小伙伴们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说散了散了，谁吵抓谁去游村呢。于是一窝蜂往外跑出了大队部。
白天我们小伙伴在大队做游戏，比如与小伙伴拍烟纸折叠的烟纸盒，打雪仗之类的趣事。记得很小的时候一些天的晚上，白天村民们还要参加集体生产，而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学习，因为年龄太小家里又没有其他人，母亲开会也不能随便请假，于是拖我们两兄弟去大队部开会。
[1]村委之前叫大队，应该是特殊时代的叫法，估计就是按照部队战时的编制设置。大队后面又改成村委。我们村所在的大队部，当时还有一部“摇摇电话”，这是大队最为值钱的东西了。为什么叫“摇摇电话”呢？因为那时物质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准，技术水平也还很落后。电话不像现在的数字电话，按几位数字就会自动接通。那时必须先接通总机，然后请示总机再转拨要打的电话，当时一有情况，电话就响个不停。凭着每村的这部电话，联系着与外界的上传下达。
那时大队部都推行干部值班制度，我记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以后，我参加工作时的支部书记叫蒋继国，是部队复员回家的，很有魅力。遇到重大的问题，他眉头紧锁，思考问题比较周密，走路虎虎生风，不愧是部队的大熔炉锻炼出来的复员的解放军战士。那时的我对他很佩服，心想长大了我也要当个支部书记，好管理全村的事务。当时村里事无巨细都要请示支书，支书在村里有着绝对的权威，而且当兵进厂，没有大队支书的签字，那绝对办不了手续。那时的支书公章不离身，因为村民有太多的条子需要大队盖章，没有大队的章，银行不能取钱，甚至有一段时间出门在外必须凭大队支书签发的路条。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